写在前面：
因洪水和疫情无法前往郑州，我与朱教授在一个周末的上午，线上见了面。
我们聊了很多。他跟我像拉家常一样，讲述着自己从儿时亲眼看着爷爷过世而萌生当医生的想法，到真正成为一个医生之后的“爱”与“怕”；从曾经因患者家属的不理解心情灰暗，到不惑之年他自己对生命的思考……隔着屏幕，我同样可以感受到他的亲切和质朴。
朱教授讲话直率，时不时还爆出几个新鲜词儿，让我听的入迷。他会给我“打比方”，让自己的观点更加通俗易懂。也会借助民间俗语，幽默的说“英雄可以不问出处，但希望英雄是真英雄。”
他真实且通透，我问：“患者家属这么攻击你，你就没想过不当医生了？”他长吸了口气说：“哎，那时候还年轻，想想那段日子真的……还是要继续往前走。我经常想，忙成这样，生活的目标到底是什么？40岁那年，我想清楚了，就是要健康、乐观、修行。”
随后，给我指了指挂在他身后墙上的三个毛笔字“康、乐、行”。
采访：金井子
编辑：任晓丹
校对：金永美
本期访谈嘉宾：
医院朱良付教授
Q1
您在《中国医生》的纪录片里说，如果自己现在倒下了，家庭的责任和医生的责任都没有尽到。您认为怎么样才算尽到责任了？
A1：那是我年在《中国医生》里说的，人到中年就会有些感慨。上有父母开始生病，下有子女还小，从医的这些人，基本上是管不了家里的，但是再不管，也要孝敬父母，照顾家庭，教育子女。
我们医生的死亡率很高的，是其他行业死亡率的8~10倍。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：医生45~55岁是死亡高峰，如果过了55岁，一般能活到85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45~55岁是劳动强度最大的时候，如果不注意身体，可能就不行了。我有一个同学，医院，他家孩子刚出生三个月，他就突发主动脉夹层破裂，过世了。你说像这样的情况，他一旦倒下，父母子女怎么办？我们原本对家里的关心就不够，如果我们倒下了，我们该尽的责任都没有尽到。
Q2
您怎么平衡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？
A2：实际上，我们做医生的这些人都是全家在行医，我们的父母，子女，包括爱人，他们把对我们的关心，全都放在了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上。比如我，有一次我爸妈都在住院，那天我妈要做手术，因为是我的手术日，我要给我的病人做手术，所以，我就没法去陪她。像这种事情很多。
学医需要整个家庭的支持，全家的财力都要投进去，才能培养出来一个医生。研究生、博士、出国学习，包括逐年的培养，25年，我们中国才能培养出来一个主任医师，这还是仅仅从大学开始算的。除了家庭的配合，国家投入也很大，国家对医学生的经费投入相比其他学科要高。
还有我们的病人，所有医生的训练过程中都有病人在做老师，我们一路走下来，特别是做手术的医生，很多病人甚至会以付出生命为代价，让我们的医生成长到一定程度，医学也是这样进步的。所以我们要尽量延长自己给社会服务的能力，这个很重要。
Q3
您支持您的孩子将来学医吗？
A3：我支持。我有三方面的考虑，第一，她能了解人体解剖、病理生理，了解生老病死的规律。等她长大了，碰到自己的健康问题，或者碰到直系亲属的健康问题，她能够正确对待这件事，能抢救就竭尽全力，该放手就放手。
第二，医生虽然很累，但不空虚，很充实。我们医生会融入到患者的生活故事里，我们不是患者故事的旁观者，而是参与者。患者信任我们，我们会走入他的生活和他的疾病里去。即使同一个患者，两次以上发同样的病，那他每次心情都不一样，我们成为了他故事里的一员，看似很多重复的工作，但这个工作在不断变化。世界上很多工作谈不上多伟大，但生活不要太单调。
第三，这个职业始终是被需要的。而且我觉得，如果一个医生能修练到一定程度，可以不骄傲地讲，他可以做自己领域的小国王，不用考虑其他问题，就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专业。
怎样才能让一滴水永不干涸，那就是让它流入大海
Q4
你们对医生做科普会有偏见吗？会不会觉得这是不务正业？
A4：我不会，我觉得医生应该做科普。
我是这样理解的，用个形象的比喻：世界上有种金字塔叫玛雅金字塔，它和埃及金字塔不一样，埃及金字塔是尖的，玛雅金字塔上面是一个平台，平台上有个小神庙，假设住的是我们这些神经介入的医生，可以像神一样起死回生，病人送到神庙里我们才能救，如果只在神庙里不停的救人，才能救几个呢？因为患病的人在不断发生，想要减少病人，就不能单靠自己在庙里救人，而是要走下金字塔，走到地面上，走到丛林里。通过宣教，告诉大家如何减少疾病的高危因素，如何防止中风。
我们现在是三级预防，初级预防是减少导致脑中风的高危因素，比如高血压、糖尿病；一级预防是得了糖尿病和高血压之后，怎么防止患者走向中风；二级预防是中风以后怎么防止再发？我们很多工作都是做在了最后这一步。我们应该把工作往前去做，亲自投身到健康宣教中去。
Q5
在美国UCLA学习的这段时间，对您哪方面的影响比较大？当时我们和美国的差距在哪里？
A5：我去美国学习是在年，当时中国对脑梗死的治疗，主要还是选择性的做动脉溶栓。那时候，大部分血栓是解决不了的，但美国已经用器械突破了我们处理的瓶颈。
第一，流程建设。那时候美国已经建成了畅通无阻的绿道。而中国，医院还有科室间壁垒，还是三节棍模式。
第二，团队建设。从评估，到介入，到取栓，整个流程各司其职，大家都把自己的强项做好，包括术后的监护。美国医生牵涉到牌照式管理，诊疗医生之间互相不会越过自己的界限，而是把强项整合到一起。
第三，学术精神。他们的患者基本上都进入到相应的临床试验，急诊来了患者分别进入不同的临床试验，这些大夫始终把工作和学术结合在一起，当然UCLA是世界脑血管病诊疗中心，他们的医生搞临床科研的和做基础研究的非常多。医院规模很大，住院病人很多。他们张床已经算规模很大了，每一张床，要配属相应的医务人员。后台还有很多人做技术研究，这方面我们和他们差距还是挺大的。
另外，他们在不断的革新诊疗的设备和理念，一直在动态往上提升。当时在学习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发现多了一个中间导管，其实就是DAC，那时候他们就在用这个东西了，而10年以后DAC才进中国。他们转化也很快，临床上碰到问题，没多久就能把装备拿上来，这可能跟他们的工业体系和制造业有关。而中国好多设备，都是他们用了几遍，文献发表完了才进到中国，甚至是这个设备已经知道弊端，它的第二代第三代产品已经革新上临床了，第一代产品还在中国用。
Q6
中国神经介入发展历程短，但是发展速度很快，我们的培训制度跟上来了吗？有没有一定的标准和规范？
A6：第一，就国家经济的发展情况，和大家对健康生活的追求而言，目前我们是不配套的。
第二，世界指南和科技的推进，与我们中国的现状也是不一致的。不光在中国，全世界各国之间都存在巨大的差距，科技告诉我们应该做介入，应该做取栓，但医生的培养是需要时间的，在欧美还要牵扯到规范牌照的问题就更难，医生短时间内是培养不出来的，医学院校的吞吐量不行。
我去爱尔兰参观的时候，据爱尔兰的医生讲当时他们全国有三个国家级卒中中心，但是周末值班的只有首都那一家，中风的人周末就只能去这一家治病，床位只有张。在中国，我们目前知道用指南指导做诊疗，可是我们也知道，培养合格的医生还要有一个过程，还有待规范，但我们又没有卡那么死，没有说一定要训练多长时间才可以做，优点在这，弊端也在这。
英雄不问出处，但我们希望英雄是真英雄，不管你是神内、神外、还是放射的，要做神经介入，就希望大家真的掌握这个理念，掌握这项技术，降低患者的并发症，真正治病救人。想往这方面发展，我们就要规范，不规范的话，大量群众的生命健康就得不到保证。我们现在也在建培训基地，制定培训教材和教学大纲，努力落实，从各个角度培训好医生。
Q7
您以前跟患者说过一句话是：不是我救的你，是科技。您怎么看待科技在医学发展中的重要性？
A7：中国很多老百姓有一个误区，不相信科技，更相信神医，都是找知名医生，总认为之所以我的病没治好，是医院不对。有时候目前科技解决不了的不治之症，患者家属也会跑遍天下，这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，带有一定虚假性的宣传，甚至触及法律的伪专家。
实际上真正决定我们预后的是科技，科技能攻克的疾病才能解决。科技攻克不了，除非是精神心理调整以后，调动自身的免疫力去解决，科技是决定性的。
所以公众教育要提高。
Q8
医生要怎么做才算是给患者创造了最大价值？
A8：第一，保证患者的安全。我经常提到我们要注意8个字，前两个字就是“安全”，不管哪种疗法，你得让病人能够安全出院；另外两个字是“有效”，你不能说病人花了钱做了手术，最后又复发了。当然总有复发的，但我们要尽量降低。
再有两个字“省钱”，最后两个字是“快捷”，就这8个字。同样一个病，特别是外科手术治疗，越快并发症越低，但也不能说我做得很快，但我费用很高，不安全不有效，那不行。顺着这8个字走下去，特别做手术的医生就可以做一辈子。
Q9
曾经有一位老人冲着您喊，说想把您撕成碎片，面对这么大的伤害，不理解，您怎么跟自己的内心和解？
A9：年轻的时候被误解，被不理解，会很愤慨，难以冷静下来，怎么都跟自己和解不了。那段时间不愿意工作，差点放弃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会深入思考这个问题，会换位思考，把它当做生活工作的一部分。
以前我跟李天晓院长在手术台上，他是主刀，我是他的助手，我有操作失误的时候，我发现他最多是叹口气，很少批评我。后来，我在手术台上，如果助手出现意外的操作，我也不再说他们，会学着接受，理解，包括并发症和病人对我们的抱怨、投诉等。
从事各行各业的人，都有觉得自己不被理解的时候，碰到这种情况，首先要换位思考，我们需要把这个当做提升自我的一个测试，通过这个测试，来考察自己是否能够过关，提升自己的容忍度和修为。
我记得08年，在神经内科的时候，科里要印一个台历送给病人，我们科主任问我对医患关系怎么看？我说了一句话被印到了台历上，这句话是：博学、仁道，真诚交流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。
在中国解决医疗纠纷的方式，第一是要博学，如果你的疗效好，我们的科技能够把病人治得很好，患者或家属看到效果好，心里就舒服。
第二是要仁道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如果你个人医德很差，即使效果好，也不能让患者满意。但如果你真心为这个病人好，病人会体会到的。
第三是要真诚交流，以前我们的医生技术很高，认为自己的医德也很好，跟病人交流很少，这样不行。现在不少纠纷就是由于交流不够，互相有误解，出现了纠纷，所以要多花些时间和精力与病人真诚交流。
Q10
如何把握患者的知情权？
A10：面对真正恶性疾病的时候，我主张还是要告诉病人，但要结合病人的教育素质和心理承受能力，可以侧面问一下，因为人生一辈子，他有自己的知情权，特别是对受教育程度高，可以共情的这些患者，不管他的家属怎么说要隐瞒他，我还是劝那些家属，让患者有知情权，他有决定自己生死的权利。
如果这个病人时间不多了，他有权利选择自己剩下的时间接受什么样的治疗，去见什么人，去完成自己最后要做的什么事，而不应该什么也不知道，留下很多遗憾。面临手术风险很大的非恶性疾病，我甚至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，建议患者不要做手术。
我曾经亲临一个病人，是一个基底动脉顶端的破裂动脉瘤患者，并且是怀孕的患者，马上临盆的时候脑袋里面出血了（蛛网膜下腔出血），这种病人的风险还是很大的，我们妇产科很有担当，剖腹产把小孩先拿了出来。小孩出生后，患者娘家人要求我们尽快把病人的动脉瘤做掉。理论上，这个动脉瘤是应该做的，但前提是需要我们能做到“安全、有效，省钱、快捷”，如果可以，我们会去做。但在当时，我们的科技不能解决病人的安全问题，也解决不了有效的问题。我劝那个病人先不要做，我说你刚生完孩子，要跟孩子相处一段时间，等我们科技再进步一些再做。但是她坚持要做，担心如果血管瘤破了怎么办。
然后，她请了国内一位著名的专家来给她做手术，做了三天之后，病人动脉瘤再次破裂，去世了，非常遗憾。这对我来讲是终生遗憾，因为我觉得是我没劝住她，那个小孩儿出生后就送去了新生儿监护室，妈妈最多在剖腹产手术室里见过一眼孩子，孩子出生后这一生连和妈妈共处的时间都没有。
后来我又碰到一个这样的病人，她接受了我的劝阻，和孩子一起生活了五六年之后，我们有了密网支架，给她解决了这个问题。那个病人后来还特别感谢我们，她说幸亏当时你们劝我不要做，让我先跟孩子共同生活一段时间，有了这几年的共同生活，我觉得，哪怕五六年后的这次手术，我死在了手术台上，我都觉得对得起我的孩子。
患者对自身疾病、治疗方式、手术风险和利弊、预后结果应该知情，这是不可忽视的权利。
特别鸣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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